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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的讨论为何没有结局?

来源:新华月报2016-11-28 作者:郑晋鸣 龙謦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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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压力较大,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发泄的对象。

 

“虐童”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近年来儿童受虐事件频发的原因是什么?究竟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男童养母被警方刑拘
4月3日,有网友爆料南京9岁男孩小施遭养母虐待,双手、双脚、背部大面积出现红肿痕迹,经警方调查,养母李某承认曾对小施有过家暴行为。
据小施所在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学校是在4月1日发现孩子被打的。他们先是注意到孩子耳朵里有血迹,之后孩子向老师请假,说脚痛不能值日。班主任看了小施的脚伤后,立即询问小施,并向学校和辖区派出所报告情况。民警建议拍照取证,拍照过程中,解开孩子衣服,看到的竟是满背鞭痕,这一幕让老师触目惊心,“不知道是谁对孩子下此毒手”。
第二天,辖区派出所民警来到学校录口供。学校老师告诉记者,当孩子得知老师想和家长沟通时,竟吓得发抖,老师只好取消家访计划。这名老师还透露,这是第三次发现小施被打。之前,他们就发现孩子被打过两次,但都是皮外伤。他们以为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没有过多干涉。
4月4日,小施的养母李某被警方带走,50岁的李某承认几天前因孩子没完成她布置的课外作业,一生气打了他。小施双手和背部的伤,是她用挠痒耙和跳绳抽打的,脚部的伤则是她用脚踩的。4月5日,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事拘留。
孩子仍可能重回养父家庭
“虐童”事件发生后,小施被亲生父母暂带回安徽老家抚养。在安徽期间,小施很想念南京的家,一直嚷嚷着要回家找妈妈。小施说,这次打他,是因为自己撒谎了,妈妈平时对他很好,教他很多东西。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施的亲生父母均为农民,生育了三个孩子,小施排行老三。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大儿子上完中学后就在家务农了。小施的亲生父亲老桂告诉记者,为了让小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夫妻俩把孩子过继给了表姐李某。老桂说,他们老两口不怪表姐打孩子,家教严一点对孩子好。
4月7日,小施的亲生父母带着小施回到南京。目前,小施已经回到学校上课,他的亲生父母在南京租了家旅馆暂时住下陪伴他。小施的养父表示,如果小施想回去,他们仍然会接纳孩子。
对此,江苏元融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朱磊表示:“养母李某对孩子施以家暴,从法律角度来说,已经丧失了对孩子的监护资格,现在孩子的监护人只能从养父以及亲生父母中挑选,如果养父没有家暴记录,且孩子和养父都有意愿,那么孩子仍可能重回南京的家庭。”
破除“情大于法”的迷思
浙江温岭幼师虐童、徐州女童遭生父性侵、南京两女童饿死家中……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的“痛点”。悲剧为何不断重演?
“在儿童保护这方面,国内的法律条文并不比美国宽松,只不过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至于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朱磊认为,儿童权益频遭侵害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对于儿童保护,大多数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认为管教自家孩子该打就打,殊不知有时已触犯法律;其次,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类似的事件往往不能被揭露。当下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压力较大,而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发泄压力的对象。”朱磊表示,如果儿童因家庭暴力受到轻伤,理应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而现实中却往往以“私了”解决。要切实有效地保护好儿童权利,必须要打破传统文化的藩篱,破除在儿童保护领域“情理大于法律”的迷思。
谈及“高知”虐童,有专家指出,高级知识分子固然懂得要依法保护孩子的人身权利,但现今社会生存压力大,“高知”都希望孩子强人一筹,“望子成龙”的心态使家长采取“鹰爸虎妈”式的教育方式,忽视了法律底线。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观念也是“虐童”事件频发的一大诱因。
法律和社会双管齐下
从现实操作层面上来说,究竟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给出了三点意见。首先,要建立预防机制。比如妇产科医院为准父母提供育儿资料,学校、社区向家长提供教育方法、儿童心理特征方面的讲座,教育部门培训教师识别儿童被虐待后的特征。其次,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医生、老师、邻居在发现未成年人有不合理的外伤,不符合季节的着装掩饰外伤、惧怕成年人等特征后应立即报告。最后,要建立政府干预和志愿者帮助相结合的制度。相关职能部门在接到报告后要重视虐童问题,立刻着手调查,必要时邀请社工、心理专家介入,分情况科学处理虐童。
江苏兴玄武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晏兵克也认为,保护儿童权利,不仅需要法律规范,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帮助。晏兵克认为,“社会要加强对虐童事件的监督,比如在儿童的收养手续办理中,对收养人的经济条件和道德水平要有严格的考察。学校对孩子也要负起责任,在校教师要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孩子有可能遭遇了虐待,要及时向学校和警方反映”。
(摘自4月9日《光明日报》)
时评
任何理由都不能为虐童推责
佟吉清
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向他人施暴,夫妻之间如此,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一样。“不打不成才”的老套说法,却让人们对家庭暴力异常宽容。试想,如果孩子在街上或是其他公共场合,被陌生人殴打至此,施暴者的罪与罚无可置疑。无论这个孩子多顽皮多不听话,他人都无权暴力相向。不可思议的是,打人现场一旦移至家里,虐待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管教”,变得理直气壮。只要亮出“为了孩子好”的招牌,目的就不问手段的正确与否,打人就有情可原。恰恰因为虐童案通常被家庭的脉脉温情所掩盖,更因为舆论对“家务事”的漠然,以至于儿童只有受虐严重甚至重伤致残后,才会引发舆论汹汹。
施暴者真的就那么“无辜”吗,真的是在情急之下的冲动之举吗?答案比我们想象得严酷。据媒体报道,这不是这名男童第一次被打,此前校方就发现孩子被打过两次,都是皮外伤。他们起初以为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没有过多干涉。老师也曾约谈家长,试图做些沟通,但家长并未来校。这一次,他们先是注意到孩子耳朵里有血迹,孩子又向老师请假,说脚痛不能值日。班主任看了孩子的脚并询问后,向学校领导和校园民警反映了情况,民警建议他们拍照取证,当他们将孩子衣服揭开时,看到满背都是鞭痕……
家暴给儿童带来的身心伤害是沉重的。令人心痛的是,公众至今没有看到涉事家庭公开道歉,哪怕对孩子说声“对不起”。相反,不断有媒体报道受害男童承认“错误”,称“自己撒谎在先,才惹妈妈生气。”“那天妈妈让我看书,我没看,后来她让我给她讲书上的故事,我讲不出来,她生气了,才打我的。”生气就可以打人?这个逻辑很霸道。男童还对记者说,这次挨打“是因为自己撒谎了,他不怪妈妈。”表示“今后再也不惹妈妈生气,就不会再挨打了。”一个未成年的受害者要为出手殴打自己的成年人辩解,何其无奈。年幼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媒体要体谅一个受暴孩子的处境,把一个本就伤痕累累的受害者,塑造成“坏孩子”,不仅是二次施暴,更可能再次将他置于不安全的环境当中。
目前,因涉嫌故意伤害,男童养母被南京警方刑事拘留,至于孩子将来归属,必须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他健康成长的去处。从源头上杜绝类似悲剧的重演,必须在堵塞未成年人保护漏洞的同时,尊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拥有的权利。而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发现虐童事件就去主动干预,出手管一管别人家的“闲事”。
(摘自4月9日《中国妇女报》)
终结虐童惨剧期待法治果断“亮剑”
凌国华
据媒体报道,这名男童是6岁时被合法收养的,其养父母属于“高知”群体,一个是记者,一个是律师。于此,我们不必一听到“高知”俩字,就立刻想到“高素质”,这对养父母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打破了我们对“高知必然高素质”的固有迷信。综合媒体报道,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这是一起虐待儿童的恶性事件。这起虐童案件性质是严重的,光是男童身上上百条红色血印就已惨不忍睹,而据爆料网帖去年就已发现“虐待行为”,这名9岁男童究竟遭到多少虐待折磨,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于一个被收养的孩童,这种生活是否过于残酷?
虐待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折,是对人的最基本权利的粗暴践踏。由于虐待大多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虐待行为不容易被发现,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而在人们的观念中,虐待家庭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被看做“家务事”“家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法律介入的可能性。这或许也是这起虐待儿童惨剧至今才被曝光的原因之一吧。
虐待儿童的事件在我们这个社会并不鲜见。2013年6月,同样是在南京,两名婴孩在家中被饿死,她们的母亲则出去逍遥快活;如今又发生9岁男童被养母虐待的惨剧。对儿童的虐待,不只是一出人伦惨剧,更映照出我们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尚有不少的短板。即便虐童基本上发生在相对封闭的家庭环境中,但也给负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民政、妇联等部门敲响了警钟。拿这名男童来说,当初他被收养时,收养人的收养资格是否经过严肃细致的核查?男童被收养之后,相关部门是否对其生活状况和成长质量进行过回访、观察和评估?男童被虐待并非没有痕迹,为什么没能及时、尽早发现呢?
从制度层面上讲,虽然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但刑法中尚未专设“虐待儿童罪”,只有笼统的“虐待罪”,这显然不符合未成年人须强化保护的冷硬现实。虐待给儿童等未成年人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得多,因而设立“虐待未成年人罪”或“虐待儿童罪”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是制度供给的应有考量。再者,当前虐待罪除致受害人死亡或重伤外都属自诉案件,这显然不利于对虐待受害者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对施害者的惩处。鉴于虐待罪发生的环境特点以及未成年人在责任能力方面的不完整,对于虐待未成年人案件,考虑纳入公诉范围是否也是强化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一种有力举措? 
(摘自“光明网”)
他山之石
美国是这样保护儿童的
最近频繁听说一些儿童被虐待、伤害、甚至致死的案例,让我非常伤心。我不能说美国在保护儿童利益上做得十全十美,但绝对被政府和社会各界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做,特别是相关的教育内容和法律法规很值得借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本文能对读者们有些启示。
这是一个让很多海外华人唏嘘、叹息、而又自省的案例。华裔林先生六岁的女儿在学校的作文里写了一句:“爸爸我讨厌你,不要碰我!”?这句话马上引起了校方的万分警觉,随后在学校对孩子的询问调查中,女儿说到了曾被父亲摸臀部的情况,学校马上报告了所在地区的儿童福利局和司法机构,并将孩子带往专业的医疗室验伤。尽管林太太一再解释说,摸臀部不过只是一家人在嬉戏开玩笑时丈夫溺爱女儿的行为表现,并无任何涉及性的想法,但儿童福利局及相关的执法单位则认为,即使是父女之间的开玩笑也已经过分了。孩子对父亲的指控加上母亲对父亲行为的辩护,让社会福利机构拿走了双亲对孩子的监护权,司法机关还针对林先生的行为提出诉讼,怀疑林先生对子女有性侵的嫌疑。
或许你会说这是林家的私事,学校真是多此一举,其实这是美国法律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去做的。美国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对儿童保护问题高度重视起来的,联邦政府首先出台了“儿童虐待防止和治疗法”的条款,各州随之根据这条法律对虐待和忽略儿童的解释制定出了本州的相关法律。目前,美国包括全部五十个州、哥伦比亚地区、附属群岛等都有这样的法律条款,要求保育、中小学教育、心理咨询师、医生、执法、和社会工作者等与儿童相关的职业人员若是怀疑存在“可能的孩子虐待和忽视”的话,必须马上报告(Mandatory?Report of?Child?Abuse?and?Neglect),若是知情不报的话会被指控犯罪。
曾经发生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助理教练娈童的丑闻,不仅令全美震惊,也促使各州立法人员对保护儿童法规的继续严格和完善,也扩大了必须举报的职业工作者,比如弗吉尼亚州所有的大学工作人员今年中就收到了一个通知:弗吉尼亚州法律要求私立和公立大学的所有雇员必须在发现的二十四小时以内,报告可能存在的儿童虐待或忽视。
除了在法律法规上下功夫之外,对与儿童相关的设施也有了很多规定。曾经有几次我需要长时间跟班参加丫丫学校的活动,开始的培训让我这自认谨慎的人都大吃一惊。培训的老师首先给我指出了教职员工专用的卫生间,并反复告诫我不能使用孩子们的卫生间,若是因特殊的原因需要照顾孩子的话,必须有其他老师或者护士同时在场。而丫丫的学校从学前班起,就通过看电影、讲故事等孩子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教育孩子正确的隐私概念,尤其强调的是私处谁也不能触摸,若有发生,应该马上报考老师或者家长。除此之外,如何避免火灾、触电、车祸等也是美国小学里必须的启蒙课程。
为了避免儿童遭受性侵害,美国一些州还规定有性犯罪史的人员必须随时向政府报告自己住所的地址,政府的相关部门则把有性犯罪历史住户的信息在网上公布出来,以提醒家长的注意。很多儿童活动的公众场所也常有醒目的提示:“不要让你的孩子独处”、“请看好你的孩子”等等。美国父母的安全意识也很强,我们所住的小区,有几户人家的孩子周末喜欢骑儿童自行车在空地上玩,这时必然会有一个家长站在边上,空地中央竖起一块小牌子“孩子正在玩耍”,提醒进出的车辆减速。
在美国还严禁动手“教训”孩子。《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一个案例,纽约市皇后区一位华裔妇女因为八岁的儿子没有做作业便用扫把打他,在孩子身上留下了伤痕。第二天,学校老师向纽约市儿童服务管理局举报了这个情况,当天晚上,警察来到她家,把她的三个孩子一起带走,送交儿童收养机构。这位华裔母亲不仅要忍受和孩子分离的痛苦,还要花钱请律师帮助她到法庭上索回孩子的抚养权。
当然在这一点上翻船的并不只是华人家庭,各色人种都有。在加州曾有一位白人母亲领着一对儿女到超市购物,因男孩顽皮不休被母亲在脸上打了一巴掌,结果超市的售货员当即报警。付款出门时,警察已经等候在外并给她戴上手铐押进警车,而孩子则被儿童保护中心送到有养育能力的人家寄养。为了将她保释出来,她丈夫变卖了房产,才凑足二十万美元的保释金。
我自己也有过与此相关的经历。丫丫两三岁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她特别“闹”,一直安静不下来,我生怕她打扰了周围就餐的人,抱起她便走到了饭店门外,把她放在角落里任她使劲哭闹,等她自己安静下来后我才开始和她讲道理提要求,终于把工作做通了。就在抱着孩子推门走回饭店的时候,我差点和一个男人撞个满怀,他马上满脸歉意地和我表明自己是儿童福利工作人员,看见我很生气地出门,便有些担心孩子,于是悄悄地跟了出来。他一边继续解释,一边肯定了我的做法,把孩子带离开让她自己有个冷静的环境和机会,这也是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过程。
美国法律一直试图在把政府的介入和父母管教孩子的权利加以平衡。一方面,是父母而不是政府决定如何教养孩子;另一方面,父母不能滥用对孩子管教的权利和责任,尤其孩子年纪还小,属于未成年人,如果父母滥用他们的权利,政府必须出面保护孩子。美国法律上确立的儿童虐待行为包括四个方面:精神情绪上的虐待、肉体上的虐待(打孩子是最明显的例子)、对儿童照料上的忽视、和性骚扰或性侵害等。通常情况下,对有关的虐童案各州的法院可以做出几种裁决,一是允许州政府把孩子从亲生父母身边带走;二是有条件地允许孩子继续留在父母身边;三是终止父母抚养孩子的权利,由他人收养。(心路独舞)
(摘自“搜狐网”)

谁来保护被侵害儿童郑晋鸣

文|龙謦泽

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全社会的“痛点”。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压力较大,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发泄的对象。“虐童”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近年来儿童受虐事件频发的原因是什么?究竟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男童养母被警方刑拘4月3日,有网友爆料南京9岁男孩小施遭养母虐待,双手、双脚、背部大面积出现红肿痕迹,经警方调查,养母李某承认曾对小施有过家暴行为。据小施所在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介绍,学校是在4月1日发现孩子被打的。他们先是注意到孩子耳朵里有血迹,之后孩子向老师请假,说脚痛不能值日。班主任看了小施的脚伤后,立即询问小施,并向学校和辖区派出所报告情况。民警建议拍照取证,拍照过程中,解开孩子衣服,看到的竟是满背鞭痕,这一幕让老师触目惊心,“不知道是谁对孩子下此毒手”。第二天,辖区派出所民警来到学校录口供。学校老师告诉记者,当孩子得知老师想和家长沟通时,竟吓得发抖,老师只好取消家访计划。这名老师还透露,这是第三次发现小施被打。之前,他们就发现孩子被打过两次,但都是皮外伤。他们以为只是家庭教育观念的不同,没有过多干涉。4月4日,小施的养母李某被警方带走,50岁的李某承认几天前因孩子没完成她布置的课外作业,一生气打了他。小施双手和背部的伤,是她用挠痒耙和跳绳抽打的,脚部的伤则是她用脚踩的。4月5日,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警方刑事拘留。
      孩子仍可能重回养父家庭“虐童”事件发生后,小施被亲生父母暂带回安徽老家抚养。在安徽期间,小施很想念南京的家,一直嚷嚷着要回家找妈妈。小施说,这次打他,是因为自己撒谎了,妈妈平时对他很好,教他很多东西。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小施的亲生父母均为农民,生育了三个孩子,小施排行老三。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大儿子上完中学后就在家务农了。小施的亲生父亲老桂告诉记者,为了让小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夫妻俩把孩子过继给了表姐李某。老桂说,他们老两口不怪表姐打孩子,家教严一点对孩子好。4月7日,小施的亲生父母带着小施回到南京。目前,小施已经回到学校上课,他的亲生父母在南京租了家旅馆暂时住下陪伴他。小施的养父表示,如果小施想回去,他们仍然会接纳孩子。对此,江苏元融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朱磊表示:“养母李某对孩子施以家暴,从法律角度来说,已经丧失了对孩子的监护资格,现在孩子的监护人只能从养父以及亲生父母中挑选,如果养父没有家暴记录,且孩子和养父都有意愿,那么孩子仍可能重回南京的家庭。”
      破除“情大于法”的迷思浙江温岭幼师虐童、徐州女童遭生父性侵、南京两女童饿死家中……近年来,儿童权益受侵害的事件频发,成为全社会的“痛点”。悲剧为何不断重演?“在儿童保护这方面,国内的法律条文并不比美国宽松,只不过受到传统文化的束缚,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至于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朱磊认为,儿童权益频遭侵害主要有三点原因:“首先,对于儿童保护,大多数人的法律意识淡薄,认为管教自家孩子该打就打,殊不知有时已触犯法律;其次,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类似的事件往往不能被揭露。当下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精神压力较大,而身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往往成为发泄压力的对象。”朱磊表示,如果儿童因家庭暴力受到轻伤,理应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而现实中却往往以“私了”解决。要切实有效地保护好儿童权利,必须要打破传统文化的藩篱,破除在儿童保护领域“情理大于法律”的迷思。谈及“高知”虐童,有专家指出,高级知识分子固然懂得要依法保护孩子的人身权利,但现今社会生存压力大,“高知”都希望孩子强人一筹,“望子成龙”的心态使家长采取“鹰爸虎妈”式的教育方式,忽视了法律底线。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传统观念也是“虐童”事件频发的一大诱因。
      法律和社会双管齐下从现实操作层面上来说,究竟该如何切实保护儿童权益,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莉给出了三点意见。首先,要建立预防机制。比如妇产科医院为准父母提供育儿资料,学校、社区向家长提供教育方法、儿童心理特征方面的讲座,教育部门培训教师识别儿童被虐待后的特征。其次,要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医生、老师、邻居在发现未成年人有不合理的外伤,不符合季节的着装掩饰外伤、惧怕成年人等特征后应立即报告。最后,要建立政府干预和志愿者帮助相结合的制度。相关职能部门在接到报告后要重视虐童问题,立刻着手调查,必要时邀请社工、心理专家介入,分情况科学处理虐童。江苏兴玄武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晏兵克也认为,保护儿童权利,不仅需要法律规范,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帮助。晏兵克认为,“社会要加强对虐童事件的监督,比如在儿童的收养手续办理中,对收养人的经济条件和道德水平要有严格的考察。学校对孩子也要负起责任,在校教师要及时了解孩子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孩子有可能遭遇了虐待,要及时向学校和警方反映”。

(摘自4月9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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