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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稿故事

来源:新华月报2017-11-01 作者:杨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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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信

毛泽东文稿绝大部分存在中央档案馆。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编《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开始了毛泽东文稿的征集。文稿来源有这么几部分:一是从中央档案中抽取,大约集中了4万多件;二是从社会上征集,3000多件来自于社会上的各方面;三是毛泽东逝世后中央办公厅移交进馆的。所说绝大部分藏在中央档案馆,就说明馆外还有。比如:战争中散失的;台湾保管的,因毛泽东做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民主党派人士收藏的;其他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收藏的。本文仅将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文稿介绍给读者。

毛泽东文稿有一个全宗。所谓全宗,就是一个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全部档案。毛泽东文稿全宗是列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宗之后的第二个全宗,分为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圈阅的文件、零散文件和藏书。毛泽东文稿全宗共有档案47381件,其中文稿部分有25068件,时间跨度是从1912年到1976年。

这25068件文稿中,最早的一件是毛泽东1912年青年时期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最晚的文稿是1976年6月28日写的《国内问题要注意》。

《商鞅徙木立信论》全篇仅465个字,国文教员柳潜在卷面上作了200多处圈点、7处眉批和1处总评,共143个字。总评里有这样一句话:“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所以说,柳潜可谓是最早发现毛泽东有伟大之器的人。

《国内问题要注意》是毛泽东最后一篇文稿,这是一张字条。这样的字条,在中央档案馆藏有200多张。1974年,毛泽东得了白内障,视力不好,写的字有的都叠在一起了,所以很难看清楚。

这里再介绍一组文稿,就是毛泽东在1976年4月30日写的三项指示:“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现在网络上有一种说法:“你办事,我放心”后边还有一句话,是“有事找江青”。而且这个说法很有影响力。到底有没有这个字条,是证明这种说法的关键。我把200多张字条一一翻过,结果是没有,所以说,“有事找江青”这种说法是不存在的。

毛泽东文稿分为:一、文电类,二、文章类,三、书信类,四、诗词类,五、题字类,六、讲话类,七、选集类,八、图书类。中央档案馆就是按照这八大门类去管理的。

文电类即毛泽东个人署名、以中央名义以及和其他领导人联名的文件、电报等,共19356件。

这是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修改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见下左图)。里面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字眼,原文是“支援军”,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改动。“支援”改成“志愿”,是怎么回事呢?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毛泽东是听了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的意见后改的。

但是,军事科学院齐德学研究员看过有关档案,他说,1950年7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组建东北边防军的会议之后,在给毛泽东的会议情况报告整理稿中说道,“决定参战部队均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同年8月13日,高岗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又召开了一次东北边防军会议,又提出“志愿军”这个说法。齐德学研究员认为,最早说“志愿军”的是周恩来。到底是谁最早提出“志愿军”说法,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这是1949年毛泽东给斯大林贺寿的礼单(见下右图)。左边是毛泽东的字“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右边是礼单,上有祁门红茶、谢记龙井、陈记龙井,还有白菜、大葱等。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条件还很差。但是送礼,且是贺寿礼,我们还是精心准备了,有世界闻名的茶,有我们的特产。斯大林看了非常高兴,特意回电表示感谢。

第二是文章类,为毛泽东依据时势拟写的声明、社论、书评和新闻稿等,共计381件。

《论十大关系》是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刚刚回到北京,这时刘少奇正在听各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就跟薄一波说,我也想听。此后的两个月期间,34个部门的汇报毛泽东一个一个听,最后写出了《论十大关系》。

最高国务会议是依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而设置,一共开了15次,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时候开了10次,刘少奇当的时候开了5次,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就停了,再后来宪法修改,这个会议就不存在了。

毛泽东讲十大关系,其中有很多谈话往往比正文更吸引人。比如他说,“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城建部部长万里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说到,北京和上海将来都要发展到1000万人口。当时北京、上海人口都是300多万,毛泽东说1000万,是很有前瞻性的。他还说:“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这和现在提的京津冀一体化是相通的。他在和第一、二、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第三是书信类,包括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信件等,中央档案馆收藏有1229封。

1949年6月19日,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毛泽东亲笔写信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这已是毛泽东第二次给宋庆龄写信,信的全文是: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这封信语言好,文字也漂亮,整体布局合理得当。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他要使每一个人都认得他的字,尤其是写信。文化高一些的人就写得草一些,文化低一点的人就写得规矩一些。宋庆龄先生是文化高一些的人,但是汉语水平一般,英语水平高,所以毛泽东写得用心了许多。这封信,有人评价说是毛泽东书法史上的佳作。

这是一封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见下页左图)。当时,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读汉语书很困难,需要买一些书给他们送去。这批书托谁带的呢?林彪。“信内的红线条是我打的,望你们注意,祝你们努力上进。林彪。”除了伟人的父亲情怀之外,这封信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毛泽东在信中说道:“惟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里,毛泽东告诉儿子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

这是毛泽东为黄克功案件给雷经天的信(见右图)。雷经天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庭庭长,也是负责审判“黄克功枪杀刘茜”案件的审判长。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15岁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曾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五队队长和第三期第六队队长。但是,“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思想进步,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奔赴延安。到延安后,刘茜先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十五队学习,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正好黄克功在第十五队任队长,遂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抗大第十五队全体人员划归陕北公学,于是,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六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1937年10月5日,将刘茜约至延河边谈话,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拔枪射击,将刘茜枪杀。这个案件当时轰动了延安。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法院公审“黄克功枪杀刘茜”案。黄克功以“资格老,功劳大”提出戴罪立功要求;干部群众也有依法偿命和从轻发落的不同意见。作为审判长的雷经天,坚持依法审理,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了案情和惩处意见。在公审大会上,雷经天宣读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和对黄克功的判决书。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黄克功案件的处理,使党内再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事情,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如此。

第四是诗词类,包括毛泽东自作诗词、手书古诗词及为他人修改的诗词等,共计546件。

这首《七律•长征》是毛泽东写给李银桥的(见上图)。李银桥离开毛泽东前,请毛泽东写首诗留念,毛泽东就写了这幅字。李银桥拿回去以后,发现不对:主席把“铁索桥”的“索”字落了,丢了个字。他又回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就拿笔随意添上了。李银桥心里觉得不好,被郭沫若看见了,说:这怎么不好,大字、小字参差错落,好!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也很爱好书法,他听说后,跟李银桥说,想借去看看。于是就到了林铁手里。

这件手稿原件现在就在中央档案馆。我想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后,林铁的家人捐给了中央档案馆。

再看这件《忆秦娥•娄山关》(见下图),可谓龙飞凤舞,随心所欲。这是毛泽东书法成熟期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借字帖、练书法,把自己的诗词又重新写了。所以我们今天欣赏毛泽东书法神韵,多是出自这个时期的作品。我认为毛泽东书法艺术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形成时期,1915年—1945年;第二个时期是发展时期,1945年—1958年;第三个时期是成熟期,1958年—1966年;第四个时期是硬笔书法的展示期,1966年直到逝世。所以,我们评价毛泽东书法,首先要准确定位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第五是题字、题词类,包括毛泽东为革命英烈、国际友人题词,为纪念碑、节日、报刊题词,为院校题写校名等,中央档案馆共收有379幅。

这几幅手稿是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路过松江省时的题词(见上图)。分别为:为中共松江省委的题词“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很少写大字,只写过很少几个,如在延安的时候写过“为群众服务”,写过“实事求是”。“团结”“奋斗”也是为数不多的大字之一。这里有一个故事。从苏联回国,第一站是哈尔滨。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他请毛泽东吃饭并请毛泽东题词。吃饭时,上了很多菜,其中有飞龙,这是国家保护的禽类。毛泽东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动筷,当时有越南共产党的胡志明在场。之后,他讲到不要大吃大喝。后来,到了沈阳,毛泽东终于忍不住了。他说:“这次我和恩来等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可见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非常厌恶大吃大喝,并把它与亡国联系在一起。

第六是讲话类,包括毛泽东讲话和谈话记录等,中央档案馆共有1830件。

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有个故事。这个题词,毛泽东前后一共写过三幅。有一幅在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天安门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两幅字拼成的,这两幅字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其中一幅是用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另一幅是用了署名和年月日。这时的档案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当年的刻字工人后来回忆说,不可能是两幅字拼起来的,当时的领导讲,主席写什么字就刻什么样。后来,我们把这两件档案给他看。他一看,确实是这样。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看齐意识。2016年1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讲到看齐意识的时候,习总书记讲到,毛泽东曾经提过看齐意识。

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指出:“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太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为什么讲看齐呢?第一,在当时形势下,从1935年遵义会议一直到延安这段时间,那时候毛泽东说的话可能还算不上重要指示,所以那时候讲看齐,首先是思想上看齐。第二,当时我们的党员已发展到121万,根据地人口有1亿人,大小根据地19块,管理这么大一个盘子,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所以要讲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七大看齐。第三,我们的正规部队有近100万,要整编好这支部队,应付当时的战事,就必须讲看齐。

第七是选集、文集类,一共有530件。

《关于调查工作》写于1930年5月。毛泽东有个习惯:他认为写得可以的,就刻印,就散发。所以,毛泽东有很多文稿就这样留下来了。但这篇文稿丢失了,用他的话说,像丢了自己的孩子一样。恰巧,中国历史博物馆1959年在福建革命老区征集到了。毛泽东看到非常高兴。后来,这个文稿收入《毛选》,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第八是阅批图书类。毛泽东阅批的图书大部分保存在毛泽东藏书室,共9673册,文稿全宗内仅收47册。毛泽东逝世以后,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成立了一个毛泽东图书管理小组,主要工作是把毛泽东读书的批注清样出成书。

《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是毛泽东本人批注本。1958年12月,毛泽东看见文物出版社9月的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批注。用他的话说:“谢谢注家,兼谢读者。”如他对《沁园春•雪》的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指无产阶级。”除此之外,还对其他诗篇作了批注。这是毛泽东本人对诗稿作的珍贵批注,在文稿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摘自《纵横》2017年第9期。作者为国家档案局原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原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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