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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 新希望

来源:新华月报2017-11-02 作者:刘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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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76.0分,比上年提高了3.2分。在“最受中国父母关注的九大教育类型”排行榜中,高中教育最受关注,这也是高中教育首次击败义务教育,登上该排行榜榜首。

四十不惑。2017年,40岁的高考迎来了“新高考元年”。

各级各类教育加快发展,教育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2016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77.4%,比2012年提高12.9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小学净入学率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104.0%。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3.4%,比2012年提高1.6个百分点,普及程度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7.5%,比2012年提高2.5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2.7%,比2012年提高12.7个百分点,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远程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蓬勃发展,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加快。通过教育信息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五年来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25%上升到94%,多媒体教室比例从不到40%增加到80%,中国教育卫星宽带传输网直接服务于近1亿农村中小学师生,全国6.4万个教学点实现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第三方评估表明,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近日,教育部党组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晒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办好公平优质教育”“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教育现代化支撑国家现代化”,从义务教育的中小学生,到博士,从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到老年教育,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教育改革继续前行,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

2017年,国人对中国未来教育改革又有怎样的期待?

最关注教育类型:高中教育首登榜首

2017年8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进行了“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为76.0分,比上年提高了3.2分。

中国教育小康指数主要是从教育投入及政策偏向性、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及执行、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对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价。本年度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及执行指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继续保持领先,分别为91.1分和86.4分,分别比上年度提高了1.1分和3.8分;教育投入及政策偏向性指数进步最快,从上年度的72.8分迅速升至76.7分,提高了3.9分;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满意度指数和对教育公平程度的感受指数分别为68.3分和61.8分,均比上年度提高了3.6分,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在入园难入园贵、择校问题、学生减负、教师待遇等近30个涉及方方面面的教育问题中,今年中国父母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小康》调查显示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择校问题、教师素质、教育公平、教师待遇以及教育培训市场乱象。

人们最关注哪种教育类型?“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高中教育最受关注,首次击败义务教育,登上榜首。其次是初中教育,再次是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的排名一直比较稳定,常随义务教育之后,本年度亦如此,位列“最受中国父母关注的教育类型”排行榜第四名。在“2016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高等教育第一次击败义务教育,登上榜首,而在今年的调查中,高等教育则又被反超,位列第五位。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和民族教育则分列第六至第九位。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高考一直肩负着社会赋予其“改变命运”的重要使命。不少高中或已经沦为大学的“预备班”:高考考的内容就学,不考的不学或少学,学生匆匆忙忙把高中教学大纲规定的三年完成的计划压缩到两年甚至一年半完成,目的就是把剩余的时间挤出来向高考复习冲刺,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考生”,而非“高素质学生”。对此,教育界一直在反思。

人们常说,四十不惑。2017年,40岁的高考迎来了“新高考元年”。从各地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新一轮改革方向的亮点之一就是打破“唯分数论”,实施“两依据、一参考”的多元评价机制,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进行录取。按照政策要求,高中学校要基于学生发展的年龄特征,结合当地教育教学实际,科学确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

可以预见,我们的基础教育、高中教育以及学生、家长正在以不同方式感受着高考新政带来的变化。

别让“独立自由”走远

超四成受访者捍卫大学精神

高考改革连接的另一端是高校,人们废寝忘食、努力学习为的就是能够上一所好大学。虽然在本年度“最受中国父母关注的教育类型”排行榜中高等教育位次有所下降,但其所占比重却不减反增,由去年的36.3%上升至本年度的37.1%。

按照惯例,“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请受访者评选出了“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十大问题”,“教学质量不高”以60%的得票率位列榜首,“官本位严重”(54.3%)位居第二,“教学与社会需求脱节”(49.5%)排在第三,“人文教育匮乏,学生素质成问题”(48.6%)和“功利化愈演愈烈,名校‘掐尖’白热化”(45.7%)位居第四和第五,位列第六至第十位的分别是“学风浮夸、学术造假”(45.3%)、“评价学生过于依赖分数和量化考核”(42.9%)“研究生扩招泡沫化,质量下降”(34.3%)、“对学生不是‘服务’而是‘管理’”(33.3%),以及“关门办学,开放性不够”(31.8%)。

那么,什么才是好大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面对这一问题,“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45.7%的人认为是“培养人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2.9%的受访者选择了“培养专业人才”,14.3%的人选择了“培养人们成为负责任的公民”,5.7%选择了“帮助人们发展并使他们幸福”。另外4.5%选择“帮助人们实现经济独立”,4.2%认为应该“培养精英”,1.5%认为是“帮助人们改变命运”,1.2%认为应该“培养通才”。

著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分析认为,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大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肩负着两大重要功能,即保存和传承人类的知识,同时创新知识和养成健全的人格。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保存和传承知识的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学习”的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如果大量的“学习”不能带来创新,这种“学习”的意义将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大学的培养健全人格功能正在显得日益重要。为青年计,为未来计,中国办大学的人必须自觉清晰意识到未来大学生适应社会的主要精神是独立和自由,他们必须在大学养成现代的创新意识和基本素质,学会容忍别人的挑战和包容不同的意见。

由此,谢泳预计,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在未来大学里将有可能重新回到传统的师徒模式,即有思想共鸣才产生关系,在现成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彼此将很难建立持续良好的师生关系。学生们会越来越欢迎那些有思想、有良知、有勇气、有个性、有趣味的教师。

根据国家战略,目前我国正在统筹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刻在陈寅恪墓碑上的格言,一直被视为中国大学的精神所在。在谢泳看来,自由和独立也是未来大学的主要品质。

加强城乡师资流动是实现教育均衡最迫切的问题

在“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受访者还对当前的一些教育政策、现象进行了评价。教育孩子,人们秉持的五大教育理念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孩子共同成长”“让孩子快乐”“平等对待孩子”以及“不溺爱”。最讨厌的学生行为是“欠缺公共意识、社会责任感不强”。最讨厌的教师行为是“歧视、侮辱、体罚学生”。

另外,调查显示,71.4%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距大”是中国义务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76.5%的受访者认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目前迫切需要做的一点就是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教师流动,促进师资均衡。

教育均衡,政府喊了多年,也做了多年,但最明显的往往体现在学校的硬件设施改善上,在软件师资方面却一直难有起色。大部分薄弱学校的教师还是想方设法调到城区名校去,那些获得教坛新秀之类荣誉的农村学校教师,往往不能安心在农村学校任教。因此,一直以来,“教育均衡”的口号是“雷声大雨点小”,导致教学质量薄弱学区的家长们不惜重金、削尖脑袋,想尽一切办法送孩子上名校。

要真正实现教育均衡,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学校硬件相当、学校的师资不相上下。

近年来,在教育均衡发展上,教育主管部门已经积极开展了一些有益尝试。围绕“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两大战略主题,国务院于2012年、2016年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针对当前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就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缩小校际差距、城乡差距,以乡村教育为重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目标任务和明确要求。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已有1824个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国家认定,今年,还将有500个左右的县接受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届时合计总数将达到2300个左右,占全国总数近80%。

另外,为巩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成果,进一步缩小义务教育城乡、校际差距,整体提高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水平和教育质量,经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同意,教育部还于今年4月印发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办法》,决定建立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制度,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督导评估认定工作,推进义务教育公平优质发展。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中国有9000万的乡村儿童,决定他们未来的是3700多万的乡村教师,而决定这些乡村教师成长和发展命运的,是中国20多万乡村校长。”马云公益基金会创始人、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2017年4月在首届新乡村校长论坛上的发言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教育改变未来,一所好的乡村学校,甚至能激活整个乡村,培养一个偏远山村校长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可喜的是,教育主管部门近日下了一剂“猛药”。《乡村校园长“三段式”培训指南》等4个文件8月初正式印发,对乡村校园长培训的目标任务、实施流程和职责分工等提出规范要求,明确将通过三段混合式培训、进校诊断式培训、互助学习共同体等方式,全面提升乡村校园长的专业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教育改革难以一蹴而就,真正实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也无法在朝夕之间实现。不过,国人的信心从未动摇,“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55.6%的受访者对中国教育的未来表示“有信心”,比“没信心”者高出了25.1个百分点。

(作者单位:《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

课外辅导之惑

刘彦华

(导语)“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家长教育理念位居前三的分别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和孩子共同成长”,以及“要让孩子快乐”。但面对年仅9岁却要顶着高温在9个培训班之间马不停蹄赶场的“最拼小学生”时,坚决反对此举,力主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受访家长却寥寥无几,原因是“不敢不报”。

韩璐陷入了焦虑中。

儿子上了小学后,她加入了很多家长交流群,现在,只要一打开手机,挤满屏幕的都是给孩子报培优班的消息。要不要这么早就给孩子报班?不报班会掉队吗?孩子压力太大怎么办?

其实,焦虑的不止韩璐一人。近年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让家长承受了更多的考验。“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中,74.3%的受访家长都把“尊重孩子的选择”作为教育孩子的首要理念,其余位居前三的教育理念分别是“和孩子共同成长”(65.7%)和“要让孩子快乐”(54.3%)。但面对年仅9岁却要顶着30多摄氏度高温在9个培训班之间马不停蹄赶场的“最拼小学生”时,坚决反对此举,力主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的受访家长只有8.8%,不足一成。

最近,山东泰安9岁小学生李星泽走红网络。据媒体报道,母亲望子成龙心切,因此他暑假每天的行程就是游走在9个培训班之间。游泳课、武术课、作文课、数学课、英语课……据悉,仅花费的培训补习费就高达万元。

“虽然不像李星泽那么夸张,但文化课+兴趣班似乎已经成为孩子们的标配。”韩璐坦言,现实使理想遭受了重创,“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拥有一个轻松快乐的童年,但整个大环境就是这样”。

在无法改变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大前提下,要么为释放孩子天性甘愿承受掉队的风险,要么乖乖埋单加入培优者行列。但以韩璐为代表的家长们,既不甘心与后者为伍,又无法像前者那样安之若素,于是,摇摆不定,焦虑难消。

天价辅导费难挡家长热情

“我并不是一刀切地反对报班,什么年龄做什么事,现在孩子才7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培养兴趣爱好的好时期,兴趣班还是必要的。”韩璐与儿子达成了共识,只要学校老师能教的,就不再报班。在这样的理念下,儿子尚没有遭遇文化课的困扰,并且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同时,只要是孩子自己提出想上的兴趣班,韩璐也尽量满足,“钢琴、画画、围棋、架子鼓、轮滑……从三岁开始,儿子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每天的生活多姿多彩。”当然,并不是所有兴趣班都能坚持下来,“现在就是让他尝试一下,真的没兴趣就放弃,不能强求。”韩璐告诉记者,再过一周左右就开学了,她已经帮孩子选好了新的兴趣班。

韩璐的同事秦文内心认同应试教育和题海战术“泯灭学生天性、扼杀学生创造力”,但却从幼儿园开始送女儿上各种兴趣班、培优班。秦文认为自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长,不知道女儿除了学习还能干什么。

在外人看来,秦文对女儿管得有点严,为了让孩子少看电视玩手机,她家已经连续三年未接通电视信号,并且还将女儿的智能手机换成了老年机。“学习多无聊啊,她怎么可能经受住电视、手机的诱惑。”

秦文认为孩子需要监督管教,至少她女儿就不属于天资聪颖、自我约束力强的那一类。所以,秦文从女儿上幼儿园中班开始报英语、数学等培优班。“别人家的孩子一般都是从一二年级才开始补习,我女儿比她们早了一两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女儿成绩自小学开始一直保持在班级前三名,这让秦文很是欣慰。如今在北京名校八一中学上初二的女儿依旧保持着每周两节数学尖子班、两节英语尖子班的节奏。

秦文开始担心另一件事,“身边很多人告诉我,有个退休老教师,数学教得非常棒,有个孩子只上了她几节课,中考数学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二三十分”。虽然一节课两小时2000元的价格有些高,但秦文还是想请这位老师教教女儿,“只要老师好,要价再高也要上。我现在更担心找她的人太多,我们报不上”。

“要价再高也要上。”近来关于天价辅导班的新闻可谓不少,虽然怨声载道,但面对“百分百拿高分”的诱惑,家长们总是难以自持。“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对于目前市场上课外辅导班的价格,50%的受访家长认为偏高,44.1%的认为很高,认为一般的只有4.9%,认为偏低和很低的合计仅1%。但是高价并不能阻挡家长们报班的热情,在可能影响家长报班决定的诸多因素中,优先考虑价格因素的受访家长仅占6.4%,超七成受访家长首看教师资质。

究竟是谁的刚需?

课外辅导已成刚需,究竟是谁的刚需?

首先看学生。学校和机构的双重作业压在学生的身上,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背负重压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苦读学习型。这类学生一心只有学习,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引导下,对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且学校的学习进度往往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相比而言,辅导班超前的课程进度和作业难度对他们而言更具挑战性;第二类是随波逐流型。这类学生并没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一般都是家长主导课外辅导安排,让学就学,但效果远不如第一类学生好;第三类是苦苦挣扎型,这类学生一般学习比较吃力,往往为了应付学校和辅导班双重作业压力弄得身心疲惫。

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PISA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从2000年开始对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进行测试。早在2009年和2012年PISA测试中,上海市均作为试点参与,并取得了全球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闪闪发光的成绩单背后,是孩子们“严重超负荷”的学习状态。2012年,PISA测试中,除了“学业成就世界第一”以外,上海其实还获得了另一个世界第一——学习负担世界第一。据PISA测试数据显示,上海学生平均每周校内上课时间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地区)中位于第九位,但平均每周作业时间13.8小时,为全球第一,远超OECD国家每周5小时的平均水平。这种情况在其2016年底公布的2015年PISA测试结果中,仍未见有明显缓解。

这一点在“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历年调查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按照惯例,“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再次请受访家长对中国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学生负担重由去年的第八名大幅攀升至第四名,42.9%的受访家长选择了此选项,同比提高了22.7个百分点。

“披星戴月”“起早贪黑”“白加黑”“五加二”,孩子学业负担过重,家长虽然心疼,但往往难改初衷,因为相对于那份心疼,更紧迫的是眼前的现实。

培训机构最早出现时,是针对跟不上学校学习的学生,因此,其基本定义是“补习”,但现今培训机构早已超越了“补习”的定义,成为超前教育。

“暑期的数学尖子班已经把初三数学过了一遍了,并且听女儿说,因为报班的同学太多,当得知某一知识点大多数学生已经通过辅导班事先掌握了,老师通常会简要带过,结果没报班的同学特别吃亏。”秦文向记者坦言,“真的是花钱买心安,不敢不报。”

更加残酷的现实是激烈的升学竞争。学校分三六九等,进入不同的学校,代表着孩子可能拥有不同的未来。“家长们能不争先恐后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吗?”秦文表示,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老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课外辅导热,其实折射出的都是家长们的教育焦虑。

变革正在进行

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满足公众的迫切需求,使得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大量涌现并迅速生长。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我国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超过1.37亿人次。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约占全体在校生总数的36.7%,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

不过,正如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所说,课外辅导本身没有“原罪”,它的发展满足了老百姓的选择性教育需求,但是目前国内的课外辅导比较混乱,质量良莠不齐、“乱象频出”招致社会诟病,需要加以管理。

事实上,针对课外辅导市场的种种乱象,政府早已三令五申。在今年上海人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更是振聋发聩地发出呼吁,“教育培训市场必须整顿净化,政府不管就对不起孩子们。”

近期,上海、浙江、广西、成都、西安等地纷纷提出对教育机构进行整治、监管的举措。尤其是上海,课外辅导市场整治工作轰轰烈烈,获得广大家长一片点赞。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市已经梳理出教育培训机构近7000家,其中有营业执照但无教育培训资质的3200多家将被整改并停止招生,无照经营的1300多家将被取缔。

另外,即便是有执照有资质的正规培训机构也难逃家长责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开展培训教育,过度追求教育效率化。

不过,一个值得家长欣慰的消息是,这类机构已经开始主动转型。

学而思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据其公开数据显示,已经在37个城市开设了567个教学点,遍布大多数一二线城市,并开始向常州、无锡等有条件的三线城市渗透,线下学生超过了100万,线上注册学员接近2000万。近日该公司刚刚宣布进行品牌升级,计划邀请“知识分子”的科学家通过视频方式开展科学教育,“让孩子们在科学家身边成长”;邀请众多名师重新定义“大语文”,做真正的语文素质教育。

这是学而思对外打出“素质教育”品牌的一次尝试,虽然具体如何开展实施还不得而知,但对这样一家巨大的民营机构勇敢挑战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的勇气,还是值得鼓励和观望的。

体验式教育“翻越山丘”

袁帅

(导语)体验式教育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推崇。“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超七成受访家长为子女报名或计划报名体验式教育课程,师资当仁不让地成为家长在选择体验项目时最主要考虑的因素,然而当问及如何考量授课老师资质时,很多家长却并无头绪。

《中国游学团“攻陷”牛津剑桥》、《武汉一学生参加14天美国游学团花费4万,实际却是走马观花》……近日,有关暑期游学热的新闻着实不少,有报道称,今年通过某旅游网站报名海外游学团的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60%,尤其是青少年,当之无愧成为海外游学热的主力军。

游学是指离开自己当前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进行学习和游玩。通过多方采访,记者发现,家长们对“游学”的热衷,更多的是基于体验式教育考虑。

“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学习知识,比单纯的课堂教授要生动活泼,孩子们更容易接受,对知识掌握得也更牢固。”近年来,体验式教育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推崇。“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数据显示,32.4%的受访者为其子女报过体验式教育课程,44.1%的受访者表示,虽然暂时没有报名,但未来有报名计划。

老师靠谱是关键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子女报名或有计划报名体验式教育课程的受访者中,52.9%的受访者意在锻炼子女的独立能力, 35.3%的受访者希望孩子可以通过此举学习到新技能。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由于子女的同学参加了类似项目而选择尝试的家长(占总数的6.9%)和因为假期没人照顾孩子而选择报班托管的家长(4.9%)。

“假期大人都上班,没人照顾孩子,送到可以住宿的特长夏令营比较省心,孩子还能学到些知识。”小雪莹的母亲便是这4.9%中的一位。2017年暑假,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家位于京郊的拉丁舞夏令营。

不过,刚刚完成报名,她已经开始有些后悔。原来,雪莹妈妈发现,该夏令营的组织者偶尔也会担任授课任务,“这个夏令营的带队老师此前是个工厂职工,并没有科班学习过国标舞。虽然之后曾多次进修培训班,但是她上的这些培训班和夏令营差别不大,培训时间一般在一个月左右,有些甚至不到一周时间。并且,这些培训班的学生都是成年人,她根本没有学过如何与小朋友打交道。”

对于雪莹妈妈口中的知识,是否也是含水分的呢?小雪莹告诉记者,夏令营中途老师曾外出学习,回来后就把之前教的舞步改了,“我已经不知道到底哪套舞步该记住,哪套舞步需要忘记了”。

作为一种教学模式,体验式教学用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在潜移默化中掌握一些学习方法。目前国内市场比较常见的体验式教学课程主要分为特长夏令营、游学、模拟岗位实践三大类别。“2017中国教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众多体验式教育课程中,像雪莹妈妈这样选择为子女报名特长夏令营的不在少数,占到总数的一半。位居第二位的是游学,43.8%的家长选择了这类项目;报名模拟工厂、商店、机关等岗位实践课程的家长排名第三,占比不足7%。而影响家长报名课程的众多因素中,授课老师资质当仁不让地成为家长最主要考虑的因素,70.6%的受访者将这一因素视为首要因素。另外,11.8%的受访者会酌情考虑课程周期长度,6.4%的受访者更注重课程价格。

然而当问及如何考量授课老师资质时,很多家长却并无头绪。对此,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广大学生和家长,在选购教育培训服务前先查询相关培训机构的办学资质,在具有工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同时,还应在教育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确定的培训项目范围内办学,教师应具备教师资格证或相关资格证书等,不要仅以“口碑”作为选择依据。

此外,钱花得值不值、体验式教育是不是个坑,众多家长对此也是心存顾虑。在走访中,有些家长表示,既然是体验式教育,就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硬性知识。“虽然不一定能够立竿见影,但这是用钱换不来的。”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张琳告诉记者,“很多女孩子在小时候家长都希望她们能学习舞蹈、音乐,不就是意在培养孩子的气质嘛。但是这些特长培训班还是脱离不了上课,孩子难免有厌烦情绪,游学在我看来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新东方国际游学联合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与教育研究中心等对外发布的《2017年国际游学蓝皮书》佐证了张琳的想法,蓝皮书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孩子比同龄人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更易接受新事物,近四分之三的学生通过游学激发了英语的学习兴趣,且能自信地开口说英语,78%的学生英语听说能力显著提升。

警惕天价游学“挂羊头卖狗肉”

游学是体验式教学的完美诠释,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对我国青少年素质教育的推动,游学项目近几年呈井喷式发展,《2017年国际游学蓝皮书》预计,未来十年,该领域蕴含的将是千亿级的市场。近水楼台先得月,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开辟了游学业务,争相抢占市场。然而旅行社并非教育机构,“游”与“学”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有部分家长反映有些游学项目“挂羊头,卖狗肉”,名为海外名校游,实为用大巴车将学生带到高校周边后进行自由活动,学生甚至不知道拍照留念的建筑是何物。近期曝出“北京某小学组织的游学行程中包含‘赌城’拉斯韦加斯”的消息更是让人哭笑不得。孩子没有学到任何知识和技能,项目费用却比普通旅游产品高出几倍,“游学”一词反倒变成商业噱头。在国内某知名旅游平台上记者发现,同为英国11天团次,行程也都包括曼彻斯特、爱丁堡、圣三一学院、大英博物馆等地,普通旅游产品价格为1.4万元人民币,游学产品价格则是2.7万元人民币。

对此,中青旅遨游游学发展部运营总监金笑怡也坦言,旅行社做游学,优势在其旅行资源的整合能力,比如机、酒、车、行程景点的串联、出境签证等,弱点则是教育资源相对欠缺。“旅行和教育的业态存在较大差异,两者如能有效互补将更有利于游学市场的健康发展。”

正因认识到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匹配程度在游学项目中的重要作用,部分背景雄厚、资金实力充足的品牌旅行社已经开始积极联手专业教育机构,推出真正有品质、有教育理念支持的游学项目,而不是仅仅在常规旅游产品的基础上增加几个名校参观、博物馆达人讲解这类升级版的旅游产品。

“建议家长们选择大品牌、口碑好的旅行社,这类旅行社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往往会和优质的教育专业机构合作,从而保证游学项目质量。”金笑怡说。

对此,曾先后在法国、澳大利亚留学7年的王淼也是深有体会,他认为,能帮助学生“有所学”的海外游学项目应具备几个要素:首先,去海外名校不应走马观花,组织方应提前与海外学校进行沟通,能够让中国学生旁听一节课,或与国外的老师进行交谈;其次,最好能住宿在当地人家里,这样不仅创造了最原始的语言环境,还能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最后,他建议低龄学生不要参加游学项目,“孩子太小一般都是看热闹,很难走心”。

(本组文章摘自《小康》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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