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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化是教育的病根

来源:新浪2017-12-20 作者:刘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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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在人类史前就已经出现了,它有着与人类进化一样久远的历史。在教育界,关于教育起源有各种学说,比较公认的是劳动起源说,其代表人物是苏联时期的教育学家米丁斯基。但是,笼统地说教育起源于劳动并不全面,严格地说教育应当是产生于人们的劳动、生活和社群交往之中。只有了解教育的起源,才能对教育的功能有正确的认识,从而自觉地抵制教育功利化的倾向。

学校教育与闲暇

从分类来说,教育可以划分为自发教育(自学)、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它们彼此互相联系又相互补充。在西方国家,学校教育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英文中school(学校)是由希腊文schoole演变而来的,而schoole在希腊语中是闲暇的意思。在古希腊人看来,从事劳作、战争和政治的人是很辛苦的,只有在闲暇时才能读书学习,享受学习的轻松与乐趣。直到现在,欧美国家的初级教育仍然秉持着这种自由教育的传统,主张教育必须顺应人的自然本性,既不要求学生背诵枯燥的知识,也不把考分作为学生奋斗的目标。

中世纪被称为欧洲的黑暗时期,却在意大利诞生了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给人类送来了光明。大学是怎么诞生的呢?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发现了某个真理,于是就到教堂或是大街的广场宣传自己的新发现,一些追求真理的青年聚拢来听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演讲者与听众群体。有时遇到下雨天,演讲就迁移到室内,慢慢就有了固定的教室和学生,最早的大学就这样形成了。那些发现真理的学者,既不需要保密,也不用专利垄断发明。所以,那时大学是学术共同体,既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也没有任何属于物质性的校产,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

中国古代教育的实用特征

中国教育的发展,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功利化是最鲜明的特征。在奴隶社会鼎盛时期的西周,官办学校就出现了,当时流行的说法“学在官府”就是证明。到春秋时期,孔子率先兴办私学,虽然积累了某些先进的教学方法,但“学而优则仕”却是他教育观的集中体现,也带有鲜明的实用性。自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更是把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制度化、普及化了。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鉴于科举制的种种弊端,清末维新派喊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口号,使之成为洋务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针之一。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全面诠释了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19世纪末,自西方国家引进的各类学堂多达四十余所。在语言类学堂方面,有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方言馆(1863)、广州同文馆(1864)、湖北自强学堂(1893)等。在学习西方技艺方面,如福建的马尾船政学堂(1867)、上海制造局附属的机械学堂(1869)、天津电报学堂(1879)、天津水师学堂(1881)、上海电报学堂(1882)、天津军备学堂(1886)、广州万木草学堂(1891)、天津军医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5)、南京陆军学堂(1895)等。从这一批学堂看出,它们都是技艺性的,而且都是中等专科学校,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办学思想。

在19世纪末,欧美国家的大学已经存在了近八百年的历史了,可是那时居然没有引进一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学,以至于后来一些大学把校史溯源到这些学堂,遭到人们的质疑。

近代以来的功利倾向

自进入近现代以来,教育的功利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越来越严重。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调整前我国有211所大学,大学模式是现代综合大学,而调整后的大学数目降低到183所,变成了苏联式的文理小综合大学和单科学院。这次调整撤销了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造成理工分家,社会科学遭受重创。

后来,我国大学又经历了一股大专学校合并的浪潮。上一次院系调整是剥离,这一次是合并,似乎是对院系调整的一次“反动”。

再看当今每年一度的高考。中国的功利教育,形成了一道“陪读”“陪考”和“配送”的风景线。这是古今中外从来不曾有过的怪现象。每看到这些,我都痛心疾首,如果一般农民、市民采取这些做法是蒙昧,大学里的年轻博士和教授们也都搞陪读,这就不可理喻了,说明功利性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几乎把学校、学生、家长都裹挟进去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追问,为什么1950年代、1980年代没有这种怪现象。那时的教育犹如平静清澈的湖水。我思前想后得出的结论是,1990年代初是一个拐点,由大学合并、升格、改名和扩招掀起了一股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和攀比风,进而又波及教育的各个领域。严重的是,功利化的思想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血液和骨髓中,无论是办学者、求学者和劝学者都是以功利来衡量教育的价值。

就拿劝学而言,古时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劝诫,然而当今某些中学校园出现的劝学口号更牛,如“陪读战高考”“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大楼”“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教育功利化与教育产业化是孪生姊妹,对教育的破坏作用绝不可以轻估,也决不能等闲视之。功利化最大的危害是导致国人形而上思维的缺失,致使形而下的思维成为人们行事的准则。这里的“上”与“下”表示道与器或学与术,对于二者的关系,清末著名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先生曾作过精辟的界定,他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正因为形而上思维的缺失,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于1976年提出的“难题”,也被称为“李约瑟之问”,国内外的科学史学家都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破解。

更为严重的是,除了中医学以外,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几乎没有一个理论是由中国人创立的。在诺贝尔科学奖和自然科学一级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奖都与中国人无缘,直到2015年,我国才实现了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零的突破,但从本质上说这个奖项只是技术,而算不上是科学。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先进科学理论的储备,那是不可能有颠覆性的原创重大发明,到头来我们只能尾随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例如,我国最近十多年,在高新技术领域有很多项目都做得非常之大,如个人计算机、太阳能电池板、纳米材料、超导材料、石墨烯材料、机器人、无人飞机等,但这些顶尖的技术,没什么是我国原创发明的,我们是利用资金和人多势众,从数量上把它们做成世界第一。但是,到头来我国还只能是制造大国,而不能成为创造大国。

中国需要几所真正的精英大学

教育与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创造性的人才,哪里会有重大原创性的成果?大学要培养出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必须要铲除功利化对教育的影响。中国需要少数几所精英大学,其中要有一批清心寡欲、心无旁骛和安贫乐道的学者,以穷究终极真理为己任。汉娜·阿伦特是德裔美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她曾经尖锐地指出:“当大学决心于经常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虽然我们不能笼统地把她的观点推广到所有的大学,但对于那些极少数的精英大学而言,她的观点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我国那几所庇护得像宠儿的大学,也提出要上“经济主战场”,这也是功利化的表现,他们不应当从事应用技术研究,而必须肩负起基础理论研究,以颠覆传统理论和创立科学学派为目标,其成果将成为传承数百年的经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功利化的教育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要清除功利化的影响,非动大手术是不可能奏效的。众所周知,现在全国有几十所所谓的超级“高考工厂”,就是这种功利化教育的“活样板”。它们不是正常的学校,而是心灵的“屠宰场”,是在摧残青少年们的身心。这些青少年没有自己的选择权,身不由己被父母胁迫而来这些学校学习。他们有苦难言,过的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这些“高考工厂”,公然抵制素质教育,把应试教育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学校就在有关教育行政部门的眼皮底下,为什么不予以制止?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整顿和改造这些学校,决不能迁就某些学生家长的虚荣心和功利思想。如果彻底整顿了,将会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有力地遏制教育及其他领域的功利思想和做法。

(摘自11月23日《南方周末》。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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